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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国末都寿春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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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楚国最后的国都寿春城,相关的研究有寿县博物馆前文物部主任任经荣先生《蔡都州来辨址——兼论寿春城的历史形成》》一文。任经荣先生权威研究寿春城,综合多方专家的学术成就,认为州来邑应当是寿春城的前身。这座城址的形成历史是极其悠远的,它可能起自新石器时代晚期,经历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发展,大约在战国前期为楚人所得;后又经过楚人一、二百年的经营、开拓,遂成为江、淮地区一个重要都会。战国后期楚国的寿春城要比州来古邑大得多,任经荣先生说:“楚国晚期都城寿春,经考察证实,方圆二十多平方公里,如此宏伟的江、淮都会,必定有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。”

寿春城地处淮南,淮南地区的早期开发可以追溯到尧、舜以前,可是“寿春”这个地名的形成又发生于何时呢?与“芍陂”地名一样,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这样的早期史书都没有提到寿春,先秦诸子的著作(包括楚人屈原、宋玉的文章)也没有提到它,就连序列排出楚域地名的《鄂君启节》还是没有提到它。这一切都在表明,从远古之世直到战国时期,“寿春”这个地名似乎是不存在的。

《史记》是最早见载寿春地名的史书。

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载:考烈王二十年,楚“与诸侯共伐秦,不利而去,楚东徙都寿春,命曰郢。”命曰“郢”,其实还不叫寿春,寿春地名的形成,当是在大秦帝国设立郡、县的时候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,包括“寿春邑”在内的九江郡都是秦代设置的。在设置郡县的过程中,为避讳当地民众的故国情结,新的统治者往往会摒弃旧称,给所领之地重新取名。譬如,西汉后期王莽篡位后,这种行为就表现得十分突出,几乎改了所有的地名。

“寿春”地名确立后,不久就爆发了亡秦之战,在接下来的刘、项争主的战争中,寿春城一度成为两股势力争夺的地方。如《史记》载:“汉五年,汉王追项籍至固陵,使刘贾南渡淮围寿春。”待到西汉一统,建立淮南国,到刘长封王的时侯,它就再一次作了王都。至西汉中期,汉武帝整死了最后一个淮南王刘安,收淮南国改为皇家郡县,寿春城又被降为寿春邑,成为一县之治所。不久,汉武帝又建立了六安国,将寿春的土地圈入其中。

今之仍存的寿县城廓是南宋时期为抵抗金兵构筑的,距今未足千年,它不能算是寿春古城的后身,寿春古城遗址在它东侧不甚远的地方。当时作为楚都的寿春城的城版,当然要比现在的宋城大得多,当秦兵攻破时,寿春城可能遭受了惨烈的兵燹,以后秦人在这里设立县治,利用的当是该城残存的建筑。到了汉代,第一位淮南王英布是在六国故地(即今之安徽六安市)建立王都的,第二位淮南王刘长始以寿春为都,此后第三位淮南王刘喜,第四位淮南王刘安也俱以寿春为都,前后历时七十多年。

寿春城最为辉煌的时代是在作为楚国王都的时候。后来西汉时期,由于历代汉帝对诸侯王们一直奉行严厉限制、无情剽夺的强霸政策,刘长、刘喜、刘安他们都不可能敢于在城邦建设上下很大工夫,有限的修复或许有之。因此,这个时期寿春城不会有多大的发展,可能只是维持残存的状况,勉强利用而已。

公元前122年淮南国被取缔以后,无主的寿春城加速了颓败,加之当地经常发生严重水灾,最后就大部分被堙废了。汉代后期及自晋代以后,历代重建的寿春城当是都在废城的基础上,规模可能更小一些。现在这座废城遗址已被考古工作者勘探清楚。值得一提的是:1985年,人们在跨越东淝河的东津渡大桥西端两华里处(离今之寿县城七华里,在柏家台附近),发现了一块面积为三千多平方米的古建筑群遗址,经专家勘察分析,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产物,是楚王宫的一部分。这一发现不仅鉴证了楚国迁都于寿春的史实,也给世人明确标示了楚都寿春城首脑部分的所在方位。

1957年,人们曾在寿春古城遗址的范围内发现了《鄂君启节》。这是公元前323年楚怀王颁发给鄂君的符节,实质上是一种委任文书,鄂君持以为凭可以通行应去之地行使职权。《鄂君启节》既是楚王颁发的文书,用毕当然还要归还王室保存。此件颁发时楚都尚在湖北,其间经过一次迁都于陈城,再迁入寿春时已历经三代楚王,相隔八十多年。几经离乱,但是这样的物品居然仍未丢失,这说明当时的楚人可能已经设置了专管档案资料的官员或机构,而且非常重视这项工作。

楚人带入寿春的还有很多财宝。自1979年起及以后并不长久的时间里,人们在寿春古城遗址内接连三次掘得大量楚国金币,分别为五千余克、一万余克、九千余克,合计重达二十五公斤!该地区发现楚国金币绝非偶然,千百年来经常发生这等奇事,文献多有记载。当地之人无法理解何以能够掘地见金,就把根源附会在名人身上,于是就衍化出淮南王刘安为修炼成仙而埋金于地的说法,因此把这种金币称作“药金”。

宋代沈括相信了这种说法,他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写道:“寿州八公山侧土中及溪涧之间,往往得小金饼,上有篆文‘刘主’字,世传‘淮南王药金’也。得之者至多,天下谓之‘印子金’是也……余尝于寿春渔人处得一饼,言得于淮水中,凡重七两余,面有二十余印,背有五指及掌痕,纹理分明。”

楚人在寿春地下究竟遗留了多少财宝,若干年来已被世人发现了多少?这个问题恐怕无法弄清了,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:即使是退逃到寿春,楚人的富有仍然是令人惊骇的。楚人的富有还表现在营建陵墓方面。他们立都于寿春虽然只有十几个年头,却在这里建造了诸多王公贵族的陵墓。

如《越绝书》云:“寿春东凫陵亢者,古诸侯王所葬也。”

这些陵墓主要分布在今之淮南市和寿县境内,小者占地数百平方米,大者占地数千平方米乃至上万平方米,尤以方志所载的庄王(顷襄王)墓、春申君(黄歇)墓、信平君(廉颇)墓规模最为宏大。这些陵墓封土工程艰巨,需要占用大量民力,而且墓内的随葬器物也极其繁多,更需要巨大的财力。

1933年,战乱纷扰,家国不宁,盗墓恶风乘机肆虐,中国的古墓葬遭受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破坏。有人在寿县城东二十华里处的朱家集,动用上百人,狂挖一百多天,打开了一座被称作“李三古堆”的大墓。墓中出土物品竟多达九百四十多件,都是价值昂贵的金、银、玉、翠、青铜的制成品。其中大型王鼎、王后鼎、太子鼎有十多尊,个体最大者重达数百斤,有铭文标明的乃是考烈王、王后李氏、楚幽王的专用之物。后经专家鉴别,这是一座楚王或王后一级的古墓,墓主可能是李园之妹或楚幽王。

大墓挖开以后,出土物品为数之多和质量之高,令世人叹为观止,以为是挖到了古人的库窖。随后这些东西即被转卖,散落之处遍及京、津、沪、宁及海外。此事震惊全国,经考古界督促,政府干预,后来总算追回了大部分文物。如今,这些被追回来的出自“李三古堆”的楚器,充实了国家和某些省、市、县的博物馆,作为价值无算的战国时期的珍宝供人们研究,也供人们观赏,成为楚文化永久的物证。

楚国迁入寿春虽然又经历了考烈王、幽王、哀王、负刍四代,为时却只有十八年。尽管如此,它与同样消亡于此地的蔡国还是有所不同的。蔡国一直弱小、贫困、落后、不能独立发展,只能东依西附,对历史无法造成影响。楚国则是一个地域广大、高度自主的大国,曾经拥有持久的繁荣昌盛,拥有过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荆楚文化,它的文明影响过其他诸侯国家,冲击过占据中原正统地位的周文化,对时代的发展起到过一定分量的积极作用。

考烈王二十二年伐秦失利后,未待秦国反攻楚国本土,楚人就逃出了陈城。由于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和敌人的掠夺,他们这一次迁都在物质上也就没有多大损失。待到王公贵族们进入寿春城的时候,他们的财物也都带了过来。因为仍然拥有丰厚的物质和众多的人民,所以楚国的上层建筑在一个新的地方很快就建立起他们的生活。这生活仍然穷奢极欲的,规模宏大的寿春城和宫殿,含有丰富财宝的楚人遗址及陵墓,都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
春秋时期,齐桓公、晋文公等人进行的战争多是征服性的,名义上是替代周天子主持公道。战国时期自秦孝公至秦王赢政所进行的战争却是在攻城掠地,肆行杀戮,为了独霸天下而消灭他国。秦兵杀人并非仅限于战场,他们对那些已经放下武器,表示接受征服的人照样不肯放过。如秦将白起一人,就曾斩首魏兵二十四万,活埋赵兵四十五万,加上韩兵、楚兵共计杀了一百多万,这些死难者竟都是已经投降的人。寿春城沦陷前,楚人曾进行顽强的抵抗,这当然会招致秦兵更加疯狂的报复。在破城后的血腥屠杀中,未及逃避的楚人必然不分贵贱皆遭诛戮。战火将大多数城市建筑焚为废墟,未及转移的一切物质尽被废墟掩埋。也许正是由于这等情形,今天的人们才能在寿春古城的遗址里找到《鄂君启节》这样的文物,找到大量的楚国金币和其他财宝。

秦、汉之际,人们或许在废墟之上有所重建,但是没过多久,汉武帝刘彻的酷吏们又进行了一次破坏。接下来便是积年累月的水灾,厚重的泥沙从多次泛滥的洪水中沉淀下来,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给寿春古城有限的遗存加上了一道保护屏障。星转斗移,沧桑变换,如今,只要人们轻轻拂动一下古城的历史尘埃,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庞大王国的深刻足迹。